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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发到规范: 有限理性视角下法官内生培训动力优化路径
  发布时间:2016-01-29 17:07:08 打印 字号: | |

 

天津二中院  刘振莹
 
论文提要
    尽管法官培训作为提升法官法律素养主渠道地位并无争议,但是法官培训在司法改革诸多研究领域中却言之寥寥的境地,培训的既有面貌与其期望形象相去甚远,在法院系统内部普遍具有“培训不能立竿见影解决问题的”惯性思维。当前法官培训工作中更多聚焦改进培训的软硬件条件或外在培训“术式”,作为“教与学”的主体——法官是如何调动其自身动力参加培训却被忽略了,易出现一边加速一边失速、总量不增的问题。
    论文立足于提升法官胜任力,挖掘智识资本自身潜能,分析法官培训的具象现象,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印证了法官内生培训动力不足的现实,借助有限理性理论的视角发现,囿于培训的既有印象定型了法官“偏见”认知,有限认识理性和有限实践理性匹配度不高,培训情境正向依赖不足以及培训与有限自利所指向的职业生涯规划衔接不密切等现实困境,受缺乏建构自身法律素养体系的自主角色认知、缺乏正向自我效能,决策的最满意原则的惯性选择,以及“多重内在”冲突下的培训意识缺位等认知限制,法官难以形成稳定内生培训动力。
    论文力图透过有限理性规律,探索微观路径的节点调整,以优化法官动力为制定培训策略的核心出发点,逐步完善法官“培训角色规范”,激发法官培训共同体成员的正面认知,改变培训的符号化和形式化的边缘角色,推动法官培训在司法改革中发挥实际作用,以一隅的进步带动法官队伍整体素养全局的焕然一新。全文共9671字。
    主要创新观点
    一方面,现实困境减弱了法官内生培训动力:
    培训的既有印象定型了法官“偏见”认知。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为敏感,错失稀松平常的培训,对法官内心的冲击微乎其微,加之其判断概率的依据通常是初始值,培训的碎片化实施,形成了偏见认知传导。
    培训与有限自利所指向的职业生涯规划衔接不密切。法官关心公平,有通过提升自身能力获取公平对待,享受自我尊严的意识。但法官培训并未与提升自我价值感的主要内容紧密联系,造成有的法官对培训促进成长信心不足。
    培训情境正向依赖不足。培训要达到传授经验的目的必然受限于情境问题的合理解决。情景教学本身发展不佳,加之岗位培训虚位,加剧了情境教学的先天不足。
    另一方面,法官内在决策亦理性有限。法官缺乏建构自身法律素养体系的自主角色认知和正向自我效能,容易将失败原因归因于外。加之决策的最满意原则的惯性选择,造成自身的“不理性”选择性忽略。受到有限意志力的影响,法官亦呈现对情感的不完美控制,形成“多重内在”冲突下的培训意识缺位。
    因此,要将培训与法官遴选、法官员额制等制度配套试点同步实施,搭建合理制度架构,调整初始“锚”,增强角色认识,完善培训运行模式,保障角色范式推进,形成法官培训角色规范。
 
 以下正文:
 
    人们也许会想,任何法官都会认为可以很容易地描述他沿袭了成千上万次的司法过程。然而,没有比这离事实真相更为遥远的了。”(1)
——本杰明.卡多佐
 
    在人员构成没有大幅变化、成熟的职前教育尚未建立的紧迫形势下,要实现纳入员额制的法官们自身素养能力迅速与新管理制度相匹配的目标,法官培训(2)势必肩负起促进法官素养更新和完善的主渠道责任。反观当前法官培训的现状并不完美,存在外在软硬件资源的供给增加与法官培训动力不足相互较力,“越施力越乏力”的拧巴现象。因此,本文拟以稳定法官内生培训动力为突破口,探寻法官培训的内在规律,为法官素养提升注入不竭动力。
    一、   镜头下的困惑:法官培训质量疲弱反思
    参加过法官培训的同志都或多或少亲历过下面的场景:
    镜头一:
    讲座授课人刚开始授课,陆续有学员离开教室,培训管理人员面面相对,任凭学员离开。
    镜头二:
    电梯间里,法官们互相议论,“新司法解释已经执行,也没有组织培训。”
    镜头三:
    座谈会现场,法官们纷纷提出要加强培训,最好定期有一小段时间外出学习。
前述几个镜像凸显了实际工作中一直存在的两个问题,即法官培训致力于提供良好的教学软硬件条件,但其是否是高质量培训的先决条件?法官培训一直倡导激发学习热情,那么良好的主观能动性是否必然导向稳定的培训动力呢?
    镜头之下的法官心声采集:
    带着这两个疑惑,笔者选择了T市e法院80名法官进行访谈(3),面对问题一:“当你去参加培训时心理预期是什么?”,下边的回答成了提及率排名前十位的:
 
序号
具体原因
1
将培训视为抽身于繁忙审判工作的闲暇与休息
2
个人能力的提升和培训无关,去与不去无所谓
3
自我提升欲望不强,不愿再学习
4
培训和晋升没关系,没意义
5
存在工学矛盾,担心“磨刀误了砍柴工”
 6
培训就是安排的任务,应付了事
7
基本素养培训和工作关系不大,提不起兴趣
8
培训不能解决实务问题,不抱期望
9
培训时可以从众看手机看书睡觉
10
培训没有硬杠杠,学与不学没有约束
 
问题二:法官员额制实施后,法官素养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培训还是自学,43.7%的法官选择了培训,54.4%的法官选择了自学,另有1.9%的法官选择均可。
    上述调研结果,从侧面反映了法官们在参加培训之时,内心已经形成一定认知,某种程度上还根深蒂固。无论是从受教育水平还是受教育意识角度考量,法官们这些明显偏离培训核心目标的想法显然不够理性,而其中良好的软硬件条件、激发法官主观能动性亦不是万能钥匙,并不当然保证法官培训的正效果,“理性”有限的现象并非个案。
    二、 拨开迷雾:有限理性视野下法官内生培训动力不足的现实困境
    (一)法官内生培训动力的内涵
    “动力”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一个解释为比喻推动工作、事业等前进和发展的力量。(4)法官内生培训动力就是作用于法官主体,助推法官参加学习培训的内在力量。其中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反映了一种助推法官投入培训的一种力量与状态,二是最终体现在行动力上,意指目标或结果有多大的吸引力促使行为个体来实施行动。法官内生培训动力必然由一定的目标或结果促使法官采取一定的行动,进行理性的决策。目前而言,法官内生培训动力贯穿法官参加培训的全过程,贯穿于法官决策的全过程,缺乏稳定性,易于削弱或增强,展现出一种有限理性的轨迹。
    (二)法官内生培训动力不足的现实困境
    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人性假设理论框架至少包括四类行为模式: 一是有限理性,指人们有限的认知能力; 二是有限意志力,指人们有限的自制力; 三是有限自利,指人们关心公平和他人的幸福; 四是情境问题,指个人偏好会受情境影响。(5)需要说明的是,有限理性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广义上的有限理性与完全理性对应,包括上述四类行为模式; 狭义上的有限理性与有限意志力、有限自利及情境问题并列,仅指人们有限的认知能力。(6)笔者认为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同样具有有限理性人的特点,拟借助有限理性理论(7)的视角,聚焦法官个体,揭开法官内生培训动力不足的现实原因:
    1、培训的既有印象定型了法官“偏见”认知。人们对于成功的体验多归于自身的努力,而挫折的体验会找寻外在因素解释,多年来法官培训普及化、形式化形象,为法官培训不佳的结果提供了一个外在环境,造成众多法官将参与效果不佳的原因归咎于培训实施。一方面,损失厌恶理论证明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为敏感8),显然错失一个稀松平常的培训,不仅对法官的内心损失衡量的冲击微乎其微,更加印证了外部归因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锚定效应指人们在决策时往往过于依赖事先最近获取的信息,9)他们判断概率的依据通常是初始值或“锚”,每年的培训计划呈现“九龙治水”的多头下达,加剧了培训的碎片化实施,培训形式化-法官体验不佳-法官认知偏见形成认知传导,先入为主的认知就成为了“初始锚”,支配着法官行为,这也是不少精品培训受其所累,效果不佳的症结所在。 
    2、培训与有限自利所指向的职业生涯规划衔接不密切。贝克尔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个体决策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受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影响,并没有完全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而且追求了自我利益以外的东西,比如“公平”、“社会认可”等。10)从法官主观角度考量,作为有限理性视角下的法官,同样关心公平,在乎公平地对待他人和被他人公平地对待,法官有通过提升自身能力获取公平对待,进而享受自我尊严的主观意识。与之相对,虽然现行法官培训学时有着明确具体的要求,但因缺乏统一的硬性指标体系进行客观量化的内部评价,鲜有法官了解具体要求,更遑论中长期目标了。亦未与法官晋升、绩效体系等与提升自我价值感、法官职业生涯规划的主要内容紧密联系,造成有的法官对培训促进个人成长信心不足,稳定的内生培训动力无从产生。
    3、有限认识理性和有限实践理性匹配度不高。法官的生命轨迹并非停止于“获得法律知识”,重要的是“具有法律思维、解决争议的能力”。11)正是法官的思维活动-法官思维中的体验-使法官将案件的真实性与其自己的法律性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官能抓住和把握争议纠纷中的任何东西——案件、客体及法官自己的思想。12)显然,审判实践要求法官认识理性和实践理性保持同一,培训亦应体现该特点。学习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性的心理过程,更是一个社会性的、实践性的、群体性的、以差异资源为中介的参与过程。但当前诸多培训缺乏以法官形成稳定的内生动力为核心的技术考量,在条件的保障、时间的安排、内容的吸附等方面忽略了法官认识理性的有限,积极发挥法官主观能动性只能沦为一句空谈。又如吕忠梅教授认为: 法律所具有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双重身份决定了法学教育与法官培训具有不同的目标任务但又相互衔接, 法律的实践理性是法官职业化核心内容。13)任何一个“理性”的法官必然有对培育实践理性的渴望,集中培训中也试图接收更多的实践性知识,但许多实际开展的培训与法官思维培育关联不大,常令法官有“隔靴搔痒”之感。认识有限理性和实践有限理性本身尚未获得正确认知,达到二者有效连接、高度匹配显然是一个鞭长莫及的命题了。
    4、培训情境正向依赖不足。为什么有的事情是边干边学,而不是花费更少时间的书本中学到?根本上说来,一个人的经验是难以“传授”给另外一个人的;“一个人的经验”这种说法本身就说明经验乃是发生在人们自己身上的经验。14)因此,培训要达到传授经验的目的必然受限于情境问题(15)的合理解决。尽管当前我们大力倡导现场教学、案例教学,但这些情景教学模式的占比很低,依然是法官培训的薄弱环节,况且情景教学不仅是对教学模式的要求,更是对教学内容本身的要求,形似而无“神”,只会进一步弱化正向依赖。另外,岗位培训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传递信息和知识,而是获得司法实践中的技能、方法、价值观以及适用知识的能力16),为法律技能的形成提供了具体化的、情境化的语境。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岗位培训明显虚位化,法官教法官缺乏规范化的运行机制,多呈无序化运行状态,最具情境化的培训途径难掩形同虚设之感,势必造成法官脱产的模拟情境培训孤立无援,成为无源之水,陷入尴尬境地。
    三、探寻内心:内在层面的有限理性决策影响
    法官作为高度理性的裁判者,亦在培训决策的一系列行为中对自身“有限理性”的规律未曾深究:

    (一)      缺乏建构自身法律素养体系的自主角色认知

    “角色”这个词最原始的意思是指演员的面具, 后来广泛用于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 用来表示占有某种社会地位的人所应起的作用或者说所应具有的一套行为规范及行为方式。17)多年来培训历经学历培训、知识培训为主的阶段直至知识与能力并重,法官在培训中扮演着职业人进行继续教育的角色。任何社会角色都由以下三个要素构成:一是角色权利。它是指角色扮演者所享有的权力和利益。二是角色义务。它是指角色扮演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它是指角色扮演者是角色义务。它是指角色扮演者应尽的社会责任。三是角色规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或准则。18)
    法官对自己出现的认知局限多来源于自身的应激心理活动,要么茫然不知,要么放任不管,对于履行培训角色应该承担的责任和权利并不明确,对于培训角色的规范知之甚少,有培训就去听听了事,鲜有主动运用或克服有限理性规律的自主活动,既对自身权利不清,更没有强烈的义务意识,造成长期惯性思维的运行,培训角色下的行为范式没有明确确立并形成内心约束,造成对形成稳定的法官内生培训正效应极低,这是培训实施中出现施力重点不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缺乏正向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在一定水平上完成某一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判断、信念或主体自我把握与感受。也有人把它界定为,是个体在面临某一活动任务时的胜任感,及其自信、自珍、自尊等方面的感受(Schultz,1900)。19)与之相关,人们更倾向将成功归因为个人原因,将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因此在对培训认知不佳的前提下,为避免产生挫折体验,法官容易将失败原因归因于外,形成对培训成本-收益的不适当归因,削弱了其正向效能产生,造成法官对自身效能的正向评估不足,不能形成司法能力提高——培训——自我价值实现的完整认识链。
    (三)决策的最满意原则的惯性选择
    进行培训决策时,法官知道最满意总比不满意好,所以从主观意愿上考量,参与培训的行为必然是在是个人认为当时情况下的最满意决策,然而长期的习惯性模式选择,不可避免地使法官对“最满意”原则和最满意的对象难以准确把握,尤其是在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时,到底什么是最满意的决策,恐怕很难在法官的思维过程中形成具体的计算过程,更多是依靠潜意识的最满意选择做出的决定。例如尽管知晓培训益处,当法官受到内心“启示”、个人固有“偏见”影响,认为培训与个人的成长需要多个链接才能实现时,容易做出惯性的“满意”选择,对于自身的“不理性”选择性忽略。
 
 
 
 
    (四)“多重内在”冲突下的培训意识缺位
    有限意志力指人们往往会因缺乏自制力而无法总能做出最佳选择,它强调情感因素和对情感的不完美控制。20)每一个法官在任何给定时间都可能不具有一个理性选择理论所限定的单一的、内在一致的偏好集合,更多情形是,法官同时具有许多相互竞争的偏好。例如不少法官埋头于案件工作,按照积累的习惯、经验工作,一涉及工学矛盾,完成工作显然优先于学习,同样,培训中辛苦地投入和放松地任凭头脑“遨游”,冲突之中胜负立显,久而久之自觉提升素养的意识消弭于无形了。
    四、法官内生培训动力生成机制的优化路径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应将法官培训及时与法官遴选、法官员额制等制度配套试点,形成法官培训角色规范,促进其形成稳定的内生培训动力,以节点的突破,撬动法官培训效果的大幅提升。
    (一)注重引领,搭建合理制度架构
    当人们需要对不确定性事件做出判断时,往往会用一定数量的启发法,这有时会产生严重的系统性偏差。21)因此,培训必须建构合理的组织架构,才能扭转法官既有认识,从根本上稳定其培训内生动力。
    1、建立与法官培训相配套的职业发展路径
    继续教育的评价在关注学习者自身个体成长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密切观察其对学习伙伴、学习指导者乃至整个实践共同体的发展形成的影响,并据此进一步考量和评估这些影响的正负面效能。法官培训作为法官司法能力培育的重要途径,天然具有遴选法官的功能,要赋予法官培训应有作用,建立与之相配套的职业发展路径,通过培训鉴别法官素养的高低,挖掘自身能力的潜在空间,赋予法官晋升考评依据作用,让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养的法官,不断增强通过优化司法能力促进职业生涯发展的“现状偏见”22),唯有如此才能解决培训“隔靴搔痒”的局面,激发潜在动力。
    2、修正法官培训机构角色
    法官培训机构应定位于承接培训管理和研究工作,探索培训的科学规律,努力实现培训效果,而非必须具有或提供一大批自有精英师资队伍,解决素养能力的一切问题。对培训机构的考核应聚焦于培训管理水平,教学水平与效果的考核对象应指向教与学双方。当前,正是受有限理性的支配,培训所有培训共同体成员在一定程度上混同了培训机构的角色作用。必须重新修订法官培训机构的职责定位,并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开展试点、明确切割,切断所有培训共同体成员存在的培训机构承受培训效果不佳责任的错误认知。
    (二)调整初始“锚”,增强培训角色认识
    1、培育法官培训共同体
    要改变法官对培训的固有认知,调整其“初始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为知识的意义连同学习者互动、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生成的,必须凝聚培训共同体意识,增强培训的吸引力和含金量,巩固培训积极分子、吸引中间力量,形成稳定的培训受众群,在相对小众培训群体认知与行为改变的基础上,逐渐培育法官培训共同体,进而摒弃对培训的既有印象,形成培训新认知。
    2、形成教学双方公认的权利义务体系
    如果在自我能力的提升上完全仰仗个人的主观意愿和自觉,只能是徒留于形式,再精美的设计缺乏了约束,也只能成为被应付的对象。23)因此就法官一方而言,有选择课程学习的权利,选择优质资源的权利,客观评价的权利、自由沟通交流的权力。与之相对,有别于学校教育,法官培训的目的是提升岗位能力,培训资源势必是相对稀缺的,一旦进入学习就必须接受考勤管理、课程考核、成绩评价甚至能力量化评估等一些列约束,这是培训必须履行的基本责任。同样,对于教学一方,同样是做为做为继续教育经验知识的传授者,必须充分保护其智慧成果,保障各项教学权利,同样,尽管是相对松散的管理体系,一旦进入教学模式,无论是资深法官还是知名学者,都应履行具体义务。在具体实施中,权利与义务规范需要通过量化和可视化手段推进,避免条文的简单堆砌或沦为摆设。
    (三)完善培训运行模式,保障角色范式推进
    1、有效识别,固化培训类型
    从类型化培训需求确定看,心理账户会影响选择结果,在培训类型化上更加明确的分类,同时将课程评价与课程需求有效衔接,应实现对法官培训需求类型化的精准定位和预测,按照知识学习-技能培训-态度养成-潜能开发不同层面分类培训,以便对应相应的心理账户,产生正向的决策效能,促使法官因经历不同带来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思路尽量同化。
从类型化培训对象的识别看,人们在开始时是愿意为公共产品投资并希望他人也投资,当投资受到他人没有投资的惩罚时,人们才开始减少投资。24)由此,不同对象的培训“投资”因差异化学习要求、不同工作经验和成长经历形成的投入度不统一,例如青年法官更关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审判运行,而资深法官更注重经验积累下知识内容的补充;青年法官更适应网络化的培训而年长些的法官更习惯面对面培训,要通过细化法官受众群体、缩小班级规模等手段,减少“降低投资”情况的发生,增加法官“心理帐号”的收入。
    2、充分矫正,调校禀赋效应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认为在个人禀赋中存在的商品价值比那些不包含在内的商品价值高,这种对机会成本的轻视就是禀赋效应,25)在很多培训中会出现对评价不高的问题,除却培训质量原因,恐怕还有禀赋效应在起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反复被实践的精品课程其评价更为客观准确,精品课程必须也唯有参训对象来确定,要采取简单票选方式,由法官根据自身体验来决定精品课程的去留。
    3、保证充足资源,改变偏差认知
    充足的课程资源,是改变认知偏差的基础。目前我们已经保有一定数量的审判业务专家,《2015-2019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更是明确2018年底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省级专家型法官队伍总数要达到3000名,可以从中遴选出一批授课水平高、理论与实践经验结合能力强的审判业务专家授课并拔擢出其中的优秀代表推荐到法律共同体内更大范围授课、参加业务研讨,明确审判业务专家的授课细则要求,发挥生产司法知识的标杆作用,通过充足优质的资源改变法官培训“师资不佳”的偏差认知。
    4、运用有限自利,加强精神奖惩
    尽管连同培训专职教师在内,法官培训共同体内绝大多数成员都认为培训天然无法起到激励作用,但人们无法离开社会,人们获得的福利水平有赖于有效率地参与社会互动,因此给予精神奖惩实际具有高度可行性,这也恰恰是有限自利的实践体现。
精神奖惩最便于实现的途径就是学分制。每门课程都要有明确的积分或学分要求,进行积分制进阶或者如大学教育中的学分制管理,在合理区间内确定学时、学分的要求、培训具体课程设置、达标标准等量化指标,在一些培训中设置淘汰率。实践化程度直接影响学分制的生命力,这些指标的确定必须立足于培训现实,不设置过高的达标门槛,否则过多的学时要求、过高的淘汰率会适得其反,变成虚置的数据,无法起到奖惩作用。还要在课程评价中要求实施一定范围的小型报告、培训汇报,进阶奖励等措施,做为精神激励的辅助手段。
    5、加强弹性,赋予自利偏见空间
    增强管理“刚性”。在培训实施的过程中对于各类培训目标必须达到可视化要求,让教学两端一目了然。另外,好的课程一定是隐含解决了或阐释了一定的问题,《2015-2019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亦提出要以问题为导向,像新法律法规适用、裁判文书制作、庭审驾驭等问题导向及培训需求是明确的,应由最高法院或省级高院统一组织实施,避免“形同实分”,影响培训效果。
    放管理“柔性”。反应性贬值指如果选择方案由对方提供,那么人们会趋向于贬低该选择方案的主观价值。26)因此要增加课程评价、日常管理中法官的参与度,如果所有方案都是培训机构安排好的,容易引起法官过分严苛挑剔的审视,产生减低内生培训动力的负效应。在课程管理上,要开展自主选学,赋予法官自我管理权,亦应是柔性管理最基本的要求。选学内容不必限于业务范畴,以笔者所做单位参加本地区组织的公务员自主选学情况为例,法官们对自由选择的课程即便是基本素养学习也有很浓厚的兴趣。选学的途径也应灵活,不妨借鉴大学选修课的形式,在集中培训中纳入一小部分选学课程实践后再大范围推进。
    6、回归真实情境,强化正向依赖
    如果学习到的知识和工作中的需求相距甚远,就没人对培训感兴趣了,这凸现了人们对情境的依赖。一方面,就培训内容的实践性而言,必须摒弃弯弯绕式的培训,要针对实践的问题、体验展开培训。另一方面法官教法官必须进一步系统化,探索建立分类指导意见,唯有规范化的法官教法官才能焕发实践培训的活力。
    7、运用互联网+思维,完善课程追踪
    有限理性视野下的法官在进行决策时更会选择应当从事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培训的项目。网络培训恰恰具有这样的优势,既实现课程轨迹的留痕,又便于个人体验,激发内生动力。
明确网络系统性功能,保持高度联通。《2015-2019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建立统一规范的干警培训信息数据库和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笔者认为系统互联互通和网络全面覆盖是实施的关键。要将上述系统与建设中的全国教育培训网页相对接,建立与各地法官学院即时通讯系统,保证课程安排、培训管理、培训结果等数据信息的无缝对接与即时接收。通过网络全覆盖畅通网络公开课,远程的研讨、疑难案件研究的基础渠道,增强培训对象的体验感,让网络培训在真正应用中焕发活力。
    区分网络受众,加强培训吸附。网络培训为课程追踪提供了有效手段,对于有些对网络学习尚不熟练或不适应的法官群体应该更多实施集中网络学习,而自身具有较好网络学习能力的法官群体应赋予更多自学机会。还要运用大数据,对于培训对象的学习时间、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对网络课程设置安排进行再细化,亦可开放试听课程,以试听效果来评估课程质量,增强吸附能力。
结语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对于优秀法官人才的争夺势必会更加激烈,培训做为提供智识支持的主要途径,必须发挥多种变量的合力作用,充分认识法官作为“管理中的人”的自然规律,通过微观路径潜移默化的引导,稳定法官培训内生动力,探索与其他改革措施同步的法官培训举措,积跬步至千里,形成真正契合法官需要的培训体系,有效提升法官整体素养。
 
 


(1)【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2) 囿于篇幅所限,为了更集中论述,本文仅聚焦法官司法能力培训,试图以此为例说明,其他法官培训也具有同质特点。
(3) 为保证访谈的客观性,我们选取了包括涉及刑事、民事、行政等所有审判业务的法官,全部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30-40岁25名,40-50岁35名,50-55岁10名,55-60岁10名,囿于篇幅限制访谈内容无法全部罗列。
(4) 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版,第312页。
(5) 吴秀尧:《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人性假设理论框架研究》,载《时代法学》2014年第1期,第61页。
(6) 吴秀尧:《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人性假设理论框架研究》,载《时代法学》2014年第1期,第61页。
(7) 基于行为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理论,当前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较为分散。本文对“有限理性”采取广义解释。
(8)赵骏:《行为经济法学在中国的挑战与机遇》,载《浙江学刊》2011年第5期,第176页。

(9)Daniel Kahneman,Amos Tversky. Conflict Resolutio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Barriers to Conflict Resolution. Norton,1995. pp. 44 - 50.

(10)李树:《法律背后的经济逻辑——法律的经济分析及其理论表现》,载《学术界》2011年第8期,第31页。
(11)王纳新:《法官的思维——司法认知的基本规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主编按语。
(12)王申:《法官思维的理性依托于司法审判既有之理念》,载《法学》2009年12期,第45页。
(13)吕忠梅:《论法律的实践理性与法官培训模式选择》,载《探索与争鸣(理论月刊) 》2006年11期,第102页。
(14)理查德.A.波斯纳:《衰老与老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15)关于情境问题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情境依赖,指个人偏好高度依赖情境或情境线索;二是情境效应,指选择方式会影响行为人的选择,即个人偏好不是既定的,而是受情境影响,甚至情境效应会影响其偏好的形成;三是情境错误,指个人决策会因情境导致偏离理性选择,从而产生错误。
(16)刘峥:《 开展岗位大培训重在提升司法能力》,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6月2日。
17)郑国美、李钢:《能动司法视野下的中国法官角色定位之我见—兼论角色异化与能动过度的反思与规制》,载《探索社会主义司法规律与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研究——全国法院第23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上)》,第156页。
18)郑国美、李钢:《能动司法视野下的中国法官角色定位之我见—兼论角色异化与能动过度的反思与规制》,载《探索社会主义司法规律与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研究——全国法院第23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上)》,第156页。
19)魏纯:《自我效能——动机与行为的中介过程》,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4期(中),第273页。

20)Oskari Juurikkala. The Behavioral Paradox: Why Investor Irrationality Calls for Lighter and Simpler Financial Regulation. Fordham Journal of Corporate & Financial Law,2012,( 18) : 33 - 93.

21)吴秀尧:《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人性假设理论框架研究》,载《时代法学》2014年1期,第62页。
22)现状偏见理论指出行为人对于人和他认为的属于现状的东西都比那些被认为是不属于现状的东西有更高的评价,不论这些东西是不是属于他所有。
23)【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3版)》,梁小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24)魏建:《行为经济学与行为经济法经济学:一个简单的介绍》,载《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二辑,第22页。

25)Daniel Kahneman,Jack L. Knetsch,Richard H. Thaler. The Endowment Effect,Loss Aversion,and Status Quo Bia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1,( 5) : 193 - 205.

26)吴秀尧:《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人性假设理论框架研究》,载《时代法学》2014年第1期,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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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天津二中院